前言有一首歌词这样写道：“自从踏进学校的门槛，我们就生活在老师的身边，从一个爱哭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少年……”在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岁月里，我有幸与居住在白河县城里的“知青”们邂逅。他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也给我们这些“贫二代”带来了文化知识教育，是他们真正地给我们启蒙，让我们告别了文盲，走上了学习道路。而今他们都年逾花甲，有的还在辛勤工作，而有的却驾鹤西去，他们永远铭记在我心中！谨以此文献给我的老师！1974年春天，槐坪小学又开学了。学校的徐老师找到了咱家，叫我去念书。徐老师是一位从城关镇下放到这里的女知青，瘦条条的，说话声音像唱歌似的很好听。在此之前，她曾经上咱家找过我，那时我跟着二爷放牛的兴趣正浓，她无论怎样劝说我都不听从。这次她再劝，为什么不上学啊？我说，我害怕……她说，上学能唱歌跳舞，识字玩耍，挺好玩啊……我知道我怕的那件事，当时不敢对她说。她狡黠地望着我说，老师知道了你怕的那件事——老师是不会割掉你的那个的。我吃了一惊，吓得我眼前一抹儿黑。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带你去报名行不行？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去了。在路上，她说我很像她的弟弟，十分淘气。说着还拿出一片纸给我擦去跑到鼻子外的鼻涕，那纸好香。其实我很胆小怕事，根本不淘气——那件事再次在我的脑瓜子里翻腾开了…… 去年有一天，在自习课上，尿憋急了来不及上厕所，就在教室后面撒了，被同桌发现了。同桌叫“卫扬全”比我大。他把我拉到教室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完蛋了！老师要割掉你的那个的。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成了一片空白，几乎带着哭腔问他……他说，用什么东西干坏事就要割掉什么东西，比方说，偷了生产队的核桃就要剁手，说反动话就要割嘴——即使不剁手，不割嘴，也得在脖子上挂木牌子，戴高帽子游乡。我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的，我家邻居有个名叫“曾有道”的，就因为有人告他偷了集体的红薯而一绳子捆了，结果勒断了胳膊。王黑子就因闲着无聊，指着墙上贴的林彪的画像，说是长了一副奸臣相，结果被掌嘴，还住了“便宜”房子…… 我不知道是怎样溜出学校的，只觉得我这辈子完蛋了！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还悄悄地去找了卫扬全同学，向他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在教室里撒尿了，我知道我错了，叫他千万不要给老师说。我还把我家珍藏了多年的一整黑的“英雄牌”钢笔送给了他。他也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提这件事…… 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就跳得厉害。你在想啥心事啊？习老师注视着我，眼睛上的睫毛一闪一闪的。我说，没，没想啥心事。她又说，你想不想知道，老师是怎样知道这件事的？我惶恐地不停地捏着衣裳扁，她还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楚。徐老师替我垫了五角钱的报名费，因走得匆忙忘带钱了。其实家里也没有现成的。徐老师又叫我先到她房里去等她，说要送我一样东西。我说，算了，我不能要你的东西。她说，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咋不敢要？ 到了她的住处。屋里很干净。柴火炉子上烤了三个红薯，半边已经烤糊了，但香味很诱人。办公桌很柴巴，但擦得很干净，上面放有书本，两瓶墨水，其中一瓶上插了一支蘸水笔。旁边放一面小圆镜，一把木梳子和一盒火柴。床头上面吊了一杆竹笛，粗细与我制作的差不多。枕头边放的是换洗衣服，叠得很有棱廓。习老师进来后就从洗脸盆里取出一个洋瓷缸子，是刚洗过不久白亮亮的，上面还有用红洋漆写的“零二四七部队纪念”字样。我家也有一个同样的茶缸，是我姐从“三线”上带回来的。习老师递给我一缸子水，我说，我不渴。她说，饿了吧？吃一个烤红薯吧——烤焦了！还能吃半边。我说，我不饿。她就拉抽屉，又对我说，你猜我要给你一样什么东西？我说，是糖果吧——我看到了抽屉边露出花花绿绿的纸。她说，不是。我说，我猜不到了。她就拿出一支钢笔。她说，怎么样？是你的钢笔吧。我点点头。她说，拿回去吧——你是一个很诚实的小朋友。我说，不了，就抵你给我垫的报名费吧。她说，傻孩子，这笔值一块钱，自己留着用吧。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徐春，现在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从此我便遇到许多新老师，像王先林、白清玉、龙晓华、男勇全、肖照月、王铁锤等等。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还有在当时没有任教的知青，也是才华横溢，我从他们身上长了不少见识。至今忘不了王民道画一手好国画，刘青林写一手好毛笔字，刘健吹一口好笛子，吴晓华唱一曲“小小竹排江中游”能使你心旷神怡……那时我们上学的感觉是愉快的，学业不重，大部分世间都花在排练演出文艺节目上，那时演的节目内容大多是反映在“学工”和 “学农”的。我们演出的舞台大多在田间地头上。大队干部非常重视在“决分”粮食时的文艺演出。“决分”就是决算农户的累计劳动日和总人口，按人口与劳动日七比三的比例分配粮食。一年有两次规模较大的决分，午季为小决分；秋季是大决分。午季决分的粮食是豌豆和小麦，秋季决分品种多了，分得最多的是红薯。在这年月，红薯可是个好食物，产量高，易栽种，根茎叶没有糟蹋，人和牲口主要吃它。咱村的猪很出名，集体养猪，户户养猪，每年每户向公社副食站交售一头胖墩墩圆滚滚的猪就是红薯给撑大的。农历9月低开始，白天挖红薯，夜晚分红薯；上顿煮红薯，下顿蒸红薯，“打火”“歇火”烤红薯，一直吃到开年2月挖红薯池下红薯芽子，个个脸都吃得红皮团圆的。决分红薯的现场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夜幕降临，队长拿着高音喇叭筒子喊，各社员注意啦，今晚在阴坡脑儿分红薯啊……于是我们倾家出动，背着背篓，点着火把，吆喝着朝那儿赶。会计报姓名，轮到谁了就去抬大秤。力气小的就看护着分给自己家的那份，力气大点的就分批次往回背。路远的几个来回就是一整夜。在这时节，劳力少的农户称作“塌户”，也叫“漏斗户”。这些户粮食分得少，就愁眉苦脸的；劳动力多的农户称作“进户”，粮食分得多，就兴高采烈的。那些人口多而劳力少的农户常被人挤兑，自己也觉得吃闲饭的多了而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只记得我们家当了一回“进户”，进了伍拾元钱，那是一个很荣耀的一年。属于“地富反坏”成分之一的为四类分子，必须在决分结束时再分粮，分次粮，还得负责整理决分现场，这些是不计工分的。 在70年代中期，槐坪大队就以“人均百斤粮，户均一头猪”的卓越贡献而名闻全县乃至全省。槐坪大队妇联主任王重莲，支书李朝友到白河县委担任领导职务。大队长韩卫山是两届人大代表，到北京开过会，瞻仰过毛主席的遗容，还参观了昔阳县大寨。一茬人的生活影响着下一茬人，尤其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有追求的人。小时侯，我的理想是当一名集体的好牛倌，就像二爷一样，一年有365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7分钱，我能挣好多好多的钱，并且还能得到社员的尊重尤其能得到生产队长的表扬。后来我又想，将来当一名大队干部就好了——他们能叫别人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连我认为很了不起的知青也都听他们的，比如，叫你什么时候回城你才能在什么时候回城；叫你干最苦的活儿挑大粪你就得去挑。记得当时有一位姓王的知青边挑大粪边唱着一首很好听的歌。他就因为唱了这首歌险些回不了城——哎嗨哟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就好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呼儿嗨哟…… 当时，知青返城每年有指标和名额限制，严把政审关，竞争相当激烈。恰巧这一年上面给了大队一个回城的名额，大家一致认为王知青应该回城了，要不就埋没了人才。有个知青也想回城，就写了一张题为“纸是包不住火的”大字报贴在大队部的墙上。内容就是揭发王知青的，大意是说王知青冒天下大不韪，公然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全凭粪当家”的反革命歌曲，这显然是向共产党头上泼大粪，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阶级敌人，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坚决地把他批倒批臭，彻底铲除这棵毒草……多亏王知青画得一手好画，画谁像谁。那时穷照不起相，也没处照相，就趁干活的“打火”、“歇火”请王知青给画一张。于是大伙管叫他“王画家”。大队干部看中他的才气，加上他为人听吩咐，就开会讨论，没有对他上纲上线，只是叫他晚一年回城，这件事就算抹平了。写揭发信的那位知青当年也没有叫他回城。他当时是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16岁，经常想爹娘而哭鼻子。当时很多家长若要说自己的孩子爱哭就拿他作比较说“我家那个小杂种总好哭，简直和某某是一个模子磕的！”他在90年代中期回来过一趟，说是又回到了第二故乡，看到了熟悉的父老乡亲，他又哭了。《生活在老师的身边》连载（一） 未完待续文字作者简介：张顺成，白河西营镇人，笔名：巴蜀中人。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学高级教师。白河县仓上镇人，现住西营镇。E-mail：[email protected]文字：张顺成图片：互联网